前些年回老家，翻箱倒柜很想再找出那盏煤油灯看看。父亲说那些破烂家什早就扔了，真有点遗憾。

我家那盏煤油灯，除了玻璃罩是买的，其余都是父亲废物利用自己做的。他在一个鸵鸟牌圆形墨水瓶里灌进煤油，再用一块瓶口般大小的洋铁皮，中央钻个筷子粗细的洞，穿上自己用铁皮卷城的一根细管，装进纸捻，往墨水瓶口一放，就做成了个煤油灯的核心部分。然后还要用一块儿十公分见方、三四公分厚的木块，再在上面掏出一个深约一指、能放一个墨水瓶的圆座，圆座外再刻半指深、正好能卡住玻璃罩的圆槽，还要沿圆槽内侧墨水瓶旁钻四个眼，穿上四根铁丝，从灯罩里穿过，在灯罩上方四五公分处将铁丝拧在一起，弄个挂钩，既方便手提，又能挂在墙上，在野外行走，提在手里防风照明也特别好用。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提着这盏煤油灯拖着疲惫的步伐深夜归来。父亲是县卫校培训过的农村赤脚医生，负责农业社医疗站，经常和代销店的精厚、饲养员二毛蛋老汉三人住在大队部里。三人都勤快，抽时间在大队部旁边的沙河滩开了一小片地，种了点土豆、小米等庄稼。尽管收成不怎么好，但也时不时的还能在大队部加夜班后开个小灶。每次三人都舍不得多吃，只象征性地吃上几口，然后平分带回家。所以，我和哥哥偶尔能在黑天半夜迷迷糊糊中象做梦一样吃上二毛蛋老汉做的香喷喷的油糕粉汤或绿豆稀粥。70年代的陕北，晚上能吃上一口干稠饭，那是很幸福的了。

从大队部回家要过乌兰河，那时陕北雨水还多，河里常年都有水，河上没桥，父亲经常要在晚上提着煤油灯踩着河里的踏石过河回家。春季化冰开河夏季下雨发洪水，在煤油灯微弱光芒的照耀下，常见父亲又湿裤子又湿鞋，艰难辛苦归来。

那时的陕北农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父亲是生产队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谁家大人娃娃有个头疼脑热、甚至农业社猪羊牲口有了毛病也都离不开他，深更半夜被叫起来匆匆出诊，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公家配备的一个牛皮药箱外，煤油灯成了父亲随身必带的宝贝。在那个缺医少药又没有电灯看不到光明的年代里，方圆几十里的夜晚，只要能看见一点移动的光亮，十有八九是父亲提着煤油灯在行走。

煤油灯用的时间长了，父亲竟编唱出了“煤油灯，真不明，要想写字看不清”的歌谣来。80年代后期，在煤油灯下和父亲的哼唱声中，哥哥考上了中专、吃上了皇粮，我和妹妹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长大了，家里的光景也慢慢好起来了。这时的父亲已过知天命的年龄了，还一边种地，一边照旧仍做赤脚医生，一如既往起五更睡半夜，提着那盏煤油灯过河上峁下梁辛苦忙碌。忽有一日，我惊奇地发现父亲手里拿起一把铮明瓦亮、照在地上雪亮雪亮的铁皮手电筒，煤油灯被撂在了圪崂里不用了。

我家这盏煤油灯，照耀着父亲苦难辛酸的大半生，见证了父亲对他的弟弟妹妹和儿女们无私的大爱，照亮过我们全家的艰难困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