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尽管每一次在填写简历时，我都是不假思索地在籍贯上写下“陕西省绥德县”几个字，然而我的内心却感觉很复杂，因为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使我至今都搞不清我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听父亲说，我们家应该是陕北神木县高家堡人。清末我的曾祖父赶着驼队在口外至神木之间往返做生意，有一次遭遇土匪，整个驼队牲灵和货物被洗劫一空，没法回家给集资入股的乡亲们交代，就对随行的十二三岁的儿子说：“这么多东西丢了，搭上咱们全部家当和全家人几辈子也赔不起。”叮嘱说：“今后我们再也不能回去了。记住！一直往南走，不敢给任何人说你是哪里人。”随后自己一气之下吞食大烟膏自尽了。这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祖父，真的听大人的话，沿着无定河朝南走了。

在四处飘荡，居无定所的日子里，祖父竟然学会了木匠手艺。十多年后，在无定河下游的清涧县店则沟，给一户张姓老爷家做木工活时，传奇般的意外给人家患病的婆姨开了一个药方，治好了病。张老爷诧异，家人东到太原，西去银川，都看不好的病，竟然让一个小木匠给看好了。便问：“你有这本事，怎么还下这苦，做木工活？”祖父说自己没有本钱，张老爷豪爽出资，就帮他开了一个中药铺。于是，祖父就戴上红顶缎面瓜皮帽，自己坐堂，在镇子上当起了行医问药的“先生”。没几年还娶妻生了子，在这里扎下了根。

可惜，命运多舛，后来两个孩子相继夭折，沉重地打击了祖父。他认为自己行医看病救了那么多人，竟然救不了自己的孩子，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便认了命，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从此抽起了大烟，没有心思经营药铺了。直到一九二四年有了我父亲，没几年又有了我姑姑，才慢慢打起了点精神。然而，抽大烟弄坏了身体，我父亲九岁那年，他就撒手人寰走了。没过两年，我奶奶得病也跟上走了。

可怜我父亲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无依无靠，带着小妹妹无法生活。十冬腊月，埋了母亲，就背起三四岁的妹妹，哭着走了十几里山路，在妹妹的哭闹中把妹妹送了人家。

这时的家，除了父亲一个十一二岁的孤儿和一孔窑洞、一点破烂的铺盖和几个盛放中药的空柜子，再就连什么吃的和像样的东西都没有了。镇子上一个跑买卖的好心人，可怜他无依无靠，实在是没法生活，就带上他给自己帮忙跑买卖去了。有一次路过绥德县定先堰，遇到一个大户人家需要一个帮工，正好跑买卖的好心人的生意也不怎么样，养活不了他，就把他留了下来。这时恰好遇到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大户人家也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欺压百姓了，几年辛苦下来，父亲还挣了点钱，买了一点地，就在这里落了脚。再后来，全国解放了，又分到了一块土地和一孔窑洞，还娶妻生了子，先后有了四个孩子，算是在这里扎下了根。

然而，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兴起，土地归了集体，灾难再次降临。到了一九五八年冬天，日子彻底过不下去了。我的父母亲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拼命干了一年，打下那么多粮食，都交了公粮，让社员忍饥挨饿受穷呢？眼看就要过年了，家里却没一点吃的了。为省下自己一口吃的，能让老婆娃娃娘们几个凑合过个年，父亲不得不在猪狗都不愿意挪窝的腊月天，远走他乡，到千里之外的铜川下井挖煤去了。就这还不算，一年后，村里人嫌父亲这个壮劳力走了，留下婆姨娃娃是村上的负担，干脆下逐客令，让父亲把婆姨娃娃也带上走。父亲不得不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去了铜川。

在铜川北部山区，父亲工作的矿上，全家人很顺利的上了户口，吃上了商品粮。第一次在粮站买粮时，母亲望着雪白的大米，幸福极了，当年就生了个儿子，感觉好日子终于开头了。可是命运却又在这里打了个结，这个孩子三四岁时夭折了。好在过了一年多，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我出生了，笼罩在全家人心头的阴霾才渐渐散去。虽然我出生在这里，却对这里没有一点印象，因为在我三岁时，这个煤矿就下马了。我们举家随父亲工作单位的变动，搬到了铜川东边的徐家沟煤矿。

徐家沟矿，隶属于铜川矿务局，却地处蒲城县最西端的广阳地盘上，与同属于铜川矿务局的鸭口矿之间，仅隔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从徐家沟矿这头，走到鸭口矿那头，感觉简直就像是在一个矿上走了一趟。在这里成长，我不但深受铜川矿区独有的文化熏陶，而且还接受了渭北高原乡土文化的感染。

提到鸭口，必然让人想起路遥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其中作者用了好几个章节笔墨描写的孙少平下井的铜城大牙湾煤矿圆形地，就是这里。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我就被其中的许多人物故事给深深地吸引住了，当我在书里跟着孙少平到了大牙湾煤矿，惊讶地发现，大牙湾煤矿的办公楼、区队办公室、井口、澡堂、职工宿舍楼、学校、医院，以及蜿蜒的公路和铁路等地方，相互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竟然和鸭口矿的几乎一模一样，描述的矿工及其家属子女生活情形栩栩如生，感到非常亲切。就一气读了好几遍，至今还爱不释手，读起来还激动不已，感慨万千。那里有我的童年，留下了我少年的梦，我太熟悉那里了。

我最早的记忆是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开始的，虽说凌乱不全，但是感官印象却很深刻。整个矿区铺天盖地到处张贴的都是巨幅标语和大字报，大人们整天开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后天又带上柳条帽、拿着各式各样的“家伙”到铜川武斗去了。就连学校里的哥哥姐姐们也穿上自家做的绿军装，拿起了红缨枪，喊起了和大人们一样的口号。在我的眼里感觉真美，天天都有热闹看，上厕所用的手纸在墙上随处可得，甚至扔掉铁环、沙包和玻璃球不玩了，模仿大人们游行、开批斗会的样子，高喊着口号，当做游戏玩。好像没几年，这样的日子就不见了，反而感到没意思了。

这里海纳百川、包容天下，不但接收了来自三秦大地各个地区的人们，还热情接纳了来自河南、河北、安徽、山西、山东、江苏、四川，以及北京、上海和遥远的东北等等五湖四海，从部队转业、学校分配和工厂调动来的人们。他们兴高采烈的拖家带口汇集矿区，把天南海北不同的文化汇聚在一起，却不混合，而是出于人类文明进化的本能，扬长避短，将不同单位和地域优秀文化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形成了这一块热土独有的文化风貌。以至于让我足不出户，从小在这一方狭小的天地里，就领略到了众多文化风貌，饱受中华民族丰富优秀文化熏陶和滋养。

一九七零年秋天，我在子弟学校上了小学，直到一九八零年上完中学才离开那里。现在想起来，虽然在那个年代，从书本里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但是却从当时的那些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多亏了那个年代，把那么多的大城市名牌大学的人才下放到了那里。他们不仅仅给我们这些矿工的孩子们讲授书本里的一点知识，还给我们讲述许多书本里没有的历史文化、天文地理和趣味科学故事，描述他们曾经在象牙塔里令人向往的学习生活和外面五彩斑斓精彩的世界，开阔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见识，启发了我的思想。至今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的记得他们平日里谈吐大方，举止得体、风度翩翩，课堂上声情并茂、侃侃而谈的样子。遗憾的是，他们随着“文革”的结束都走了，去了本来就属于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我再也没能见过他们。

那些年上学，每天从那个夹在两个矿区中间的村庄里穿行，几乎对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耳熟能详，熟悉了农家一日三餐、畜牧耕作和婚丧嫁娶等许多生活习俗。尤其是村头那棵树洞子里能容纳两三个小孩子玩耍的空心老槐树，村中水井上古老的辘轳，麦场里高高的麦秸垛，和成群的牛羊，以及农户大门前纳鞋底的农妇，傍晚扛着铧犁归来的农夫，周围山上农田里播种下的青苗、大片成熟了的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和到处弥漫着的浓郁的乡土气味，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农民勤劳质朴、不懈追求、顽强生活的气息，深深感染了我，伴随了我一生。

那个年代，在矿区生活，虽然家家户户的生活条件不怎么样，购买粮油要凭粮本限量供应，买点儿肉食品、棉花布料、白糖碱面等生活必需品也要票证，生活日用品十分匮乏。可是矿区的文化生活却很丰富，经常有文艺宣传队来矿上演出，每周大家至少都能看上一场电影，矿上还有一帮子吹拉弹唱的人马，整天纠集在一起排练节目，演出一些样板戏之类的现代戏，还经常自编自演一些秦腔、眉户、碗碗腔、豫剧等小型地方戏剧和相声快板等曲艺节目，深受大家欢迎。其中一些节目内容，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甚至还清晰的记得一些台词。特别是打倒“四人帮”、“文革”刚一结束那阵子，矿区沸腾了，文化生活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局面。许多老电影和传统戏剧节目解禁了，俱乐部里天天放电影、唱大戏，看得人眼花缭乱。也正是这段时间，跟着大人们整台整台的看戏，看完后又一次次听他们乐此不疲的评说，让我学会了看戏，了解了国粹，懂得了一些戏剧常识，奠定了我的中国戏剧文化基础，不至于上苍赐予我生命，活了一辈子，连祖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中国戏”都看不懂！

回味人生，百感交集，我忽然明白了，故乡就在先人历经的路上，就在我的脚下。